海權透析天地

第二節 海權理論探討
一個國家之所以成為海洋強國，除本身渾然天成的條件外，海權思想的興起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海上強國，即美國與蘇聯為例，說明海權理論對於海洋經略及海軍建設的重要性。本節也會從引領中共海軍走向現代化的要角—劉華清，闡釋中共海軍戰略，以及其建立強大海軍的相關思維。另本節也指出21世紀中共海軍的崛起，若僅從海權理論的視角詮釋仍有不足之處，故在海權理論的基礎上，嘗試以系統分析的觀點，深入分析中共海軍的崛起。
一、 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海權理論
馬漢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著名的海權論者，渠認為影響各國海權的主要條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結構 (包括與此有關的大自然產品與氣候)、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與政府的性質 (包括國家機構) 等六項條件。
(一) 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
在地理位置方面，馬漢指出：「一個國家所處位置，既不靠陸路去保衛自己，
也不靠陸路去擴張領土，而完全把目標指上海洋，那麼這個國家就比一個以大陸為界的國家具有更為有利的位置。渠進一步指出地理位置本身可以促使海軍力量集中或分散，在此方面英倫三島又優於法國。」。 
(二) 自然結構 (physical conformation)
在自然結構方面，馬漢認為：「一個國家的海岸線是它邊境的一部分，如果
這部分邊境為其提供了通向較遠地區的便利通道，在這裏較遠的地區是指海洋，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會願意通過這部分邊境與世界其他各地進行友好往來。設想如果一個國家有一條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沒有一個港口，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上貿易，也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運與海軍。」渠亦指出：「許多深水港都是力量和財富的泉源，如果這些港口位於可通航河流的入口處，便於集中一個國家的國內貿易，則它們的價值就將成倍數增長。但是，由於通過這些港口也非常容易進入這個國家，如果這些港口沒有很好的防禦，發生戰爭時，容易成為遭到入侵的要害部位。」。 
(三) 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
在領土範圍方面，馬漢爭論：「影響海權發展的領土範圍，不僅指一個國家
總面積的平方英里數，還包括它的海岸線長度和港口特點。有關這些，應該說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是一回事，海岸線的長度依據人口的多寡是一個國家強弱的根源。在這點上，一個國家像一個堡壘，警衛部隊必須與其所保衛的場地相匹配。」 事實上，領土範圍包括自然結構及可以提供發展資源條件的其他要素，並決定國家經濟體系的發展與國家組織的形成。 
(四) 人口 (population)
在人口方面，馬漢闡釋：「就人口而論，不僅僅計算人口總數，而且必須把
水手或至少是可以雇用在艦艇上和可以生產海軍物質的人數計算在內。」。 
(五) 民族特點 (national character)
在民族特點方面，馬漢指出：「如果海權真正建立在一種平時與廣泛貿易基
礎之上，從事商業的習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強大起來的民族顯著特點，歷史已經毫無例外地肯定了這個事實。」渠亦強調：「發展海權最重要的民族特點是喜歡貿易，包括必須生產某些用來交換的產品。假如一個民族有喜歡貿易的習性，並有一個較好的海岸線，海上的各種危險，或對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擋一個民族通過海上貿易去尋找財富。」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結合海上商業與海軍，以及擁有一個進取的民族特點，不僅可創造巨大商業利益，並且可以累積足夠的財富使國家強盛，邁向偉大的海權國家。 
(六) 政府的性質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在政府的性質方面，馬漢強調：「如果一個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喜好行事，
那麼在各方面的發展卓有成效是完全可能的。就海權而言，如果一個國家是在一個完全受人民精神鼓舞，並且完全瞭解大多數人真正愛好的政府領導下，這個國家必定會取得最輝煌的成就。」但渠亦指出：「這種自由民主政府常常達不到目的，相反地，精明而堅定的專制政府行使權力，往往能用更直接的方法創建一支強大的海上貿易隊伍和卓越的海軍。」。 
此外，馬漢認為一個國家能有效控制海洋，它就會成為世界強國；而要稱霸海洋，關鍵又在於對世界重要戰略海道與海峽的控制。他把結論建立在對大英帝國崛起的歷史分析基礎之上，他亦認為，英國之所以成為當時最強大的世界帝國，原因在於它建立了海上霸權。英國曾經控制除了巴拿馬運河以外所有的世界重要航道，包括多佛爾海峽、直布羅陀、馬爾他、亞歷山大、好望角、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及聖勞倫斯河入口。 
二、高西科夫 (Sergei G. Gorshkov)
第二個要談論有關海權論者為前蘇聯高西科夫海軍元帥，渠為蘇聯海軍七十餘年的短暫歷史中，最為卓越的軍事統帥。自1956年被赫魯雪夫任命為蘇聯海軍總司令之日起，到1985年12月被迫離職，其執掌蘇聯海軍長達二十九年又十一個月，期間先後歷經赫魯雪夫 (Nikita Sergeyevich Krushchev)、布里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安德羅波夫 (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契爾年科 (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 四任蘇共總書記榮寵而不衰。一般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海軍的轉變，概可區分六個階段：戰後復原階段 (1945-1953)、後史達林緊縮階段 (1953-1956)、反制大規模報復階段 (1956-1961)、轉型階段 (1961-1964)、轉向藍水海軍階段 (1964-1968)、緩和階段 (1968之後)。 從上述各階段的轉變，可知高氏對推動蘇聯海軍現代化的貢獻，渠亦是公認的『蘇聯遠洋海軍之父』，在他卓越的領導下，蘇聯海軍在60至70年代啟動積極的造艦計畫，並逐漸部署至世界各地，短短二十年內便從一支自二戰以來，即被視為支援地面部隊作戰的『黃水海軍』，發展成為一支可在世界各大洋與美國海軍正面抗衡。 誠如高氏所言：「我們的海軍做了徹底的轉變，當前打擊力量的主要部份，是核動力潛艦配賦多種用途的長程飛彈，它們絕對是全新，不是其他攜帶飛彈的艦船可比擬的。因其無限制的動力供應，此類型的潛艦具高速及長期潛航特性，基本上是弱點極少且可持續追蹤敵人的潛艦，同時可在水下使用飛彈反制任何遠方的敵人。」 當時有些人認為，美國所維持的些微優勢已不在，有人甚至認為前蘇聯海軍已經有能力支配他們所選定的海上環境，不論其為海上、水下或空中，均是出自高氏的傑作，在他的兩本著作：《崛起的海洋紅星》 (Red Star Rising at Sea) 與《海權國家》 (The Seapower of the State) 出版後，獲得20世紀馬漢的稱號。 
高氏首部著作《崛起的海洋紅星》以歷史為背景做為海權的探討，渠指出在前蘇聯的各式衝突中海權所扮演的角色，本書首先指出彼得大帝如何使用海軍擊敗瑞典的相關細節，也說明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及日俄戰爭 (Russo-Japanese War) 海軍的使用，高氏試從此戰爭例子中顯示海權在衝突中所扮演的重要因素。高氏第二本著作《海權國家》包含前蘇聯海軍理性發展海權的各種要項及相關重要的主題，在內容中多次重覆先前所提出的主題，例如在題為「以艦隊反制艦隊與以艦隊反制岸置部隊」(Fleet against Fleet and Fleet against shore) 的章節中，高氏討論改變中的當代海戰用兵 (contemporary changing art of naval war)。在傳統的用兵概念中，艦隊是使用於對抗敵方的艦隊，然時至今日，如高氏所說的事實已經改變。未來的海戰型態，艦隊與艦隊對戰的戰爭將是次要的考量，而以艦隊反制岸置部隊的戰爭將居於更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海航及潛射彈道飛彈來臨的時代，渠指出在現代戰爭中直指敵人後方的攻擊模式，艦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高氏再三強調承平時期蘇聯海軍是促成國家政策的重要手段，渠進一步指出從帝國主義所得到的教訓，即是運用他們國家的海軍，來做為壓迫解放運動的工具。渠引用越南為例，並評論海軍在影響他國政府方面，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質上，蘇聯在承平時期運用海軍支援解放運動上及其他外交考量上已急速擴大，因此海軍對於完成國家政策與外交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了完成蘇聯海軍積極防禦戰略，高氏認為蘇聯海軍應平衡發展，因此，整合的作戰系統必須包括航母戰鬥群、空軍與潛艦。他不但指出未來戰爭將起於陸基與艦載飛彈的攻擊，而且提及在承平時期海軍是展現國家實力僅有的戰略手段。 希比特斯(John J. Hibbits) 認為高氏的著作嘗試達成三個主要目標：證明海軍的重要性、獲得黨的支持與闡明海軍理論。 從高氏的戰略思維中可知，一個強大的海軍不僅可展現國家的實力，亦能顯現遠程投射的能力，成為達成國家政策的有力保障。
三、劉華清
劉華清是中共海軍現代化的重要推手，西方學者與媒體給予中國馬漢的稱號，足見其對中共海軍的影響力。劉氏早年曾留學蘇聯列寧格勒學習海軍相關軍事技能，並受教於高西科夫，高氏兩部著作《崛起的海洋紅星》與《海權國家》深深影響劉氏，高氏在此兩部著作中強調「沒有海權即無領土」(no sea power, no territory)，基此，蘇聯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這樣的觀點對於劉華清的海軍戰略產生巨大的影響。換句話說，當前中共海軍現代化，可看到蘇聯海軍戰略發展的影子。
劉氏於1985年提出海軍戰略並引起國外的廣泛關注，90年代初，一些外國軍事文獻多次評論中共「海軍戰略」，說劉氏為中國的馬漢。事實上，劉氏本人對這樣的說法並不認同，渠認為馬漢提出海權論和以海權為中心的海軍戰略理論，是為了適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向海外擴張的需要，而其所提出的「海軍戰略」，與馬漢海權論的目的明顯不同，中共「海軍戰略」並不是為了擴張，而是為了防禦來自海上可能的侵略，維護國家合法的海洋權益。 
     雖然劉華清說明中共海軍戰略的目標與馬漢海權論不同，但對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乙書中強調系統的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國家的繁榮和富強維繫於海洋，海權對國家歷史的進程發揮巨大的作用，仍是給予肯定。劉氏認為海權的遂行包括平時及戰時，前者是指國家通過控制海洋發展對外貿易和商業海運，後者則指運用武力控制海上交通線，以達到戰爭目的等等。這些海軍戰略理論，對英、美和其他國家海軍產生重大影響，不僅維護這些國家海洋權益，而且在對外擴張，實行海上霸權方面，提供有力的理論武器。 
中國曾是歷史上的海權國家，某種程度而言，這樣的歷史背景提供中共追求海洋利益的引導。然而，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近岸防禦」即為中共海軍的戰略指導，而在1980年代之前，其海軍從未離開近岸海域，是防禦的軍種，也顯示出無法展現海權的弱點。 劉氏指出在鄧小平與江澤民的支持下，渠已成功將中共海軍轉型為較先進的海上武力。在中共海軍現代化的作為上，劉氏指出渠不僅詳述戰略思維 (如近海積極防禦戰略)，而且還成功推動中共海軍的發展與硬體建設，包括建造大型水面艦、提升海航戰鬥能力、強化海軍軍事教育、遠航訓練、指揮系統的改善、資電作戰的強化、組織快速反應艦隊、海洋後勤的建構與教育，以及作戰區的建設等。   
劉華清於1982年接任中共海軍司令後，即有計畫推動海軍的改革，其提出海軍現代化目標與近海積極防禦戰略設計的議題，此概念即成為中共海軍戰略的主流思想。該戰略設計的目的是要阻敵到達近岸地區與在近海區域對敵實施偵察，俾利攔截與消滅來犯之敵。在此指導之下，中共海軍可將防衛前沿的近海區域轉變成戰略後方，以保存中國的內在力量。為達此目的，中共海軍開始建設現代化部隊，俾利遂行近海地區的任務。「近岸防禦」的轉型意謂著從被動反應轉為先制攻擊。劉氏亦認為近海積極防禦與島鏈的戰略概念是息息相關，渠指出在第一島鏈之內，中共有絕對的自主權，並認為作戰海域可到達第二島鏈。
劉氏海軍戰略的圖像概可區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即所謂的第一島鏈 (200浬) ，在此海域為中共國家利益所處的地理環境，其存在領土主權、海洋天然資源與近岸防禦諸因素，劉氏認為必須在2000年具有能力掌控此一海域。第二階段即第二島鏈 (600浬)，劉氏期望能在2020年掌控此一海域。第三階段則是希望在2050年建立能夠影響全球的「藍水海軍」， 此戰略很快便獲得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認同，並成為未來中共海軍建設的戰略指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權理論對於前蘇聯與美國海軍的發展確實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19世紀末馬漢海權論的六項原則，以及20世紀60至70年代前蘇聯在高西科夫指揮下大舉建造海軍成為海權的作法，在21世紀極具動態、競爭與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受到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等的約束，一個國家縱使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其所受到的制約因素遠比19、20世紀海權國家來得多。因此，本書期望在海權理論基礎上，從政治、經濟、安全觀與軍事現代化等四個面向，以系統性的分析，加以詮釋中共海權的發展。

中共海軍現代化的推手是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渠於1982年8月28日接任中共海軍司令員 (實際到任為9月15日) 時曾表示：「第三次世界海洋會議已經結束，這是數百年來人類對海洋一次新劃分，濱海國家無不對海軍建設表現出格外的重視。很遺憾的，作為一個海洋大國，中國不僅沒有跟上這一步伐，反而忙著『文革』，進一步拉大與世界的距離。」 隨後，劉華清分別提出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海軍現代化建設規劃綱要》、兩次體制改革與精簡編裝，以求把中共海軍編裝得更科學、更合理、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改善裝備與提高戰鬥力。1988年1月，劉氏總結其在海軍司令員任內的改革，渠謂「幾年中，我們在體制編制、教育訓練、裝備科研、裝備修理、後勤保障、政治工作及基層建設等七個方面，進行了大約六、七十項改革。」 劉氏在海軍司令員任內的改革，大體上為中共海軍的轉型奠立基礎。
然而，徒有體制的變革，缺乏長期建軍備戰思維的指引，仍然無法走向有效能的海軍建設，故劉氏於1985年底提出「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劉氏認為：「捍衛領海主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迫切要求海軍制定一套與國家海洋戰略相適應的海軍戰略。海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鬥爭中的地位日趨重要，圍繞海洋權益的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根據新的國際海洋法，我國可以劃定3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管轄海域，這些海域和大陸棚，構成了我國海洋國土，蘊藏著豐富的海上資源，尤其黃海、東海和南海，更是我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寶庫與安全屏障。」 劉氏所指之「海軍戰略」包括以下五個特點，第一，中共的「海軍戰略」是近海防禦，屬於區域防禦型戰略。第二，中共「海軍戰略」的性質是防禦型的。第三，海軍的作戰海區，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主要將是在第一島鏈和沿海島鏈的外沿海區，以及島鏈以內的黃海、東海及南海海域。第四，中共「海軍戰略」的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及海洋權益，應付海上局部戰爭，遏止和防禦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來自海上的侵略，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第五，海軍的戰略任務，可以區分為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兩個方面。 劉氏深知中共海軍如欲在亞太強權環伺的環境中佔有一席之地，有賴足以影響政治層面的成熟海軍。 
承上，中共海軍要想成為亞太的勁旅，必須從以下方面予以強化，包括人員的教育與訓練、水面艦、潛艦、海航、反艦飛彈與指管系統的強化等。而要達成海軍現代化的目標，必須從外購與自製兩方面著手，自中共海軍現代化伊始，前者所扮演的角色又重於後者。首先，在外購方面，1995年自俄羅斯所購買的兩艘基洛級 (Kilo) 潛艦完成交貨，而後續中共更向俄羅斯再購買兩艘較為先進的636型潛艦，這些俄製潛艦的科技均有利於中共海軍改進其傳統宋級潛艦的性能。此外，外購的現代級 (Sovremenny) 驅逐艦及日炙飛彈 (SS-N-22)，有效增強中共海軍的戰鬥力。再則，中共海軍透過管道獲得前蘇聯時期建造未完成的瓦良格 (Varyag) 號航母，做為後續研究航母的範本，展現中共海軍邁向建立航母雄心的一條捷徑。在強化海軍航空戰力方面，中共海軍積極從俄羅斯購買SU-30與SU-33型戰機來擔任主要機種。 
其次，考量國防自主性，中共海軍除一方面持續獲得來自俄羅斯的先進武器外，也透過合作獲得其他國家相關技術與在中國生產的授權，較受人矚目者計有改良之宋級潛艦、旅滬改良型驅逐艦、093型 (商級) 核動力攻擊潛艦、094型 (晉級) 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與殲10戰機等， 對中共海軍現代化均有所助益，其發展面向兼顧空中、海上與水下兵力建設，吾人在看21世紀中共海軍的崛起，應有與其舊海軍迥然不同的戰略見解。 
大體而言，中共強化海軍的建設是為有效防禦來自海上可能的侵略，維護國家合法的海洋權益。 因此，海軍在和平時期的戰略任務主要是：(一) 實現和維護包括臺灣在內的國家統一，保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二) 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服務。(三) 作為一支海上威懾力量。(四) 應付可能發生的海上局部戰爭。(五) 支援和參加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戰爭時期的任務則是：(一) 獨立或協同陸、空軍作戰，有效抵禦敵人來自海洋方向的進攻。(二) 保護己方海上交通運輸線。(三) 在統帥部的統一指揮下，參加戰略核反擊作戰。 
中共自1993年起成為能源進口國，為支撐經濟的持續發展，確保能源的獲得是當務之急，又中共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利其所生產的產品能順利銷往世界各地，海上的和平與交通線的安全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屏障則為海軍建設，故海軍的建設與大國崛起的思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若中共經濟持續發展，則國家整體國力 (CNP) 會逐步推升，海軍建設所獲得的資源比重也會逐年攀升。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中共海軍發展將會隨經濟能力的提升而強化。易言之，崛起的大國須有相對應的海軍發展，而中共海軍持續發展所代表的意義，即為大國崛起的象徵。

作者經歷：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少將院長

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強弱，與其工業化的程度息息相關。易言之，一個國家的強弱取決於工業化的程度，而工業化程度又決定一個國家軍力的強弱。此從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稱霸海上近兩個世紀，成為真正的「日不落國」可看出崛起的模式。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與日本短暫稱霸歐洲與亞洲，以及美國與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崛起，均與其工業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工業化影響最顯著者，即是上述國家海權的發展，以英國為例，由於第一、二次工業革命的刺激，促使英國急速向海外發展及擴展市場，為確保其所建立的龐大商業殖民體系，海軍的建構成為必要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崛起的海權國家，其發展模式仍不脫離此種方式，以美國為例，海軍的發展與英國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參與韓戰、巡弋臺灣海峽、越戰、第一次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第二次波灣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再到近期的利比亞戰爭，美國海軍在當中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海軍戰力的提升可視為一個國家國力的延伸，以往的發展模式是如此，今後發展趨勢更是如此。21世紀中共海權的崛起，也與其海軍的建構有著緊密的關係。本章分從中共海軍戰略發展的意涵、海權理論與系統分析、分析架構與章節摘要分述如後。